蒙元王朝的赐赉形式、内容

自大蒙古国建立至元朝成立，蒙元王朝的赐赉制度在游牧文化的基础上杂糅了中原农耕文化的汉法，使得元代的赐赉制度发展得更加规范。

蒙元王朝这种特殊的赐赉制度下，其赏赐方式呈现多样化，除了岁赐、功臣之赏以及特赐等之外，还有朝会之赐、宗教赏赐、朝贡封赏、赈济之赐等等。本章以赐赉的形式、对象及物品为划分基础，探讨蒙元王朝特有的赐赉方式。

蒙元王朝的主要赐赉的形式

元朝的岁赐在《元史?食货志》有专门记载。对于岁赐，顾名思义即每年岁时进行的赏赐，蒙元王朝的岁赐在继承以往中原王朝的制度上，又有了自身特点的发展，对于诸王及宗室的赐赉，岁赐是其重要的一部分。

元代有专门的岁赐机构，岁赐内容无所不包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元朝的岁赐机构主要有随路打捕鹰房诸色民匠总管府、大都醴源仓、管领打捕鹰房民匠达鲁花赤总管府、管领随路打捕房诸色民匠怯怜口总管府；其岁赐的品种主要有钱粮、酒材糯米、乡贡曲药等；且赐赉对象多以诸王、皇后等宗室。这说明了元代岁赐更多地以物质赏赐为基础，体现了蒙古传统的财产共有制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岁赐早在大蒙古国时期便有此传统，但是直到世祖建立元朝以后，岁赐才真正做到规范化、制度化。“自是岁以为常。”然而，元代的岁赐并非不变之制，在一些特定时期岁赐没有按时颁发，如文宗与天历帝之间爆发的两都之战期间，岁赐便无记载。

元代岁赐始于太宗、增于宪宗，世祖以降又有所发展。同时可以看到，岁赐多以银币、钞为主，并且对宗亲与诸王赐赉丰厚。

元代岁赐对诸王赐赉31次，宗室14次，勋臣6次，赏赐物品多以银钞、絹缎为主，这说明了元代的岁赐多以对诸王为对象，并且在赐赉手段上以物质为主，体现出元代岁赐以偏重笼络诸王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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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岁赐，朝会之赐是蒙元王朝赐赉制度的另一重要的赏赐形式。朝会之赐主要是以大汗或皇帝即位赏赐为主，另外还有对诸王、大臣、宗室朝会进行的封赏。蒙元王朝的朝会之赐受其忽里台大会制度的影响，是蒙古贵族财产共有制的传统。所以，朝会之赐更多地反映了蒙元王朝草原传统的赐赉制度。

世祖建元以后，忽里台制度虽已没有前四汗时期的影响那么深远，且元朝的各项制度中加入了许多中原汉法，但忽里台制度并未彻底废弃，依然发挥着其影响力，蒙元王朝的朝会之赐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元朝中后期帝位更迭频繁，所以使得诸王、宗室不断变换政治立场，统治者便为了笼络、团结这些力量而将即位的赏赐形式多变为朝会之赐。同时，朝会之赐不局限于皇帝即位，许多国事及皇帝移驾也会颁发朝会之赐。明代叶子奇在赉的共同点，不同的是，成宗、宁宗一次的赐赉对象很多，而仁宗时期赐赉次数较多，这反应了忽里台大会下的草原财产分配被元朝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除了前两种赏赐外，还有一种元朝特定的赐赉制度，即特赐。特赐，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特别赏赐。蒙元王朝赐赉制度中较多、较杂的赏赐应属特赐。特赐是大汗或皇帝对赏赐不指定特定时间，赏赐数额也没有特别的规范，而受赐对象主要为诸王、大臣等。蒙元王朝特赐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其草原赐赉文化的表现。

皇帝对诸王、大臣的目的也不一样，主要以安抚和笼络为主。由于元代中后期，诸王手握重兵者很多，皇帝需要以赐赉的手段来进行安抚，这也是其传统财产共有制的突出特征。

可以看出手握兵权的诸王是皇帝既要安抚，防止其反叛，又要笼络，使自身政治力量强大的根源。故而蒙元王朝的特赐便明显成为其赐赉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赐赉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没有特定的时间。这种赐赉与岁赐和功赏不同，岁赐与功赏都有特定的时间来进行赐赉，特赐是皇帝在重大事件上的特别恩赏，没有规律可循。

其二，赏赐数目不一。一般的赐赉都有朝廷的赏赐规范，而特赐数目的决定权一般由皇帝掌握。一般情况下，皇帝对数额较小的特赐，直接进行赐赉，如果数额较大，便与中书省共同商议之后再做决定.其三，特赐没有专设机构来掌管负责。前面提到岁赐，与之相比则有专设机构。并且，特赐仅在赏赐数额较大时，皇帝方与中书省商议，通过中书省部门之后再行赐赉。

这种特殊的赐赉手段，突显了元朝建立后，在赐赉方面，尽管有岁赐、功赏这类遵循汉法规范来进行的赏赐，却仍然存在特赐这种赐赉手段，这是其游牧文化中大汗对部属赏赐的遗风。

有元一代，特赐非常频繁，其中超过30次以上的赐赉有：世祖115次、成宗65次、武宗33次、仁宗61次、泰定帝37次、文宗68次、惠宗40次。赐赉多以诸王为主，赏赐物品也很丰富，多以金银、钞币为主，足以见得元代对诸王的赐赉是以笼络性为主的。

综上所述，元朝建立以后的赐赉制度，相比大蒙古国时期，又加入了汉法的赏赐方式，使得元朝的这一制度更加规范。同时，其亦继承了蒙古游牧文化的传统。元朝相比前代的中原王朝，其赐赉制度有着自己特色。

由此，元朝的赐赉制度不仅继承了大蒙古国时期的文化习俗，又在此基础上糅合了中原农耕文化的汉法加以规范。

朝贡之赐亦是蒙元王朝赏赐的一种形式。朝贡即是我国藩属以及国内诸王对皇帝的一种进贡，以来臣服和忠心的一种手段。同时，皇帝也要回赠或回赐来朝者更大价值的物质，以此达到万夷仰服，巩固自身中央地位的目的。

蒙元王朝建立之后，疆域广阔，各封地之内的王公以及各附属国纷纷来大都朝贡皇帝，皇帝便遵照贡赐传统来给朝贡者以回赐。但诸王朝贡回赐与附属国朝贡回赐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仁宗时期，诸王雍吉刺带、曲春铁木儿来朝，赐金二百两、银一千两、钞五千锭、币帛一百匹，仍给钞万锭、米万石，分赉其所部。

赐安南国王陈光晒锦绣，及其诸臣有差，高丽国王植遣其世子椹来朝，赐植玉带一，椹金五十两。可以看出皇帝对于诸王的回赐很丰厚，而附属国的回赐与诸王相比，却有很多差距。这是因为皇帝对中央政权管辖下的诸王是出于安抚与笼络为目的的。而对未在其直接统辖下的各附属国，则实行羁糜之策，所以，蒙元王朝的朝贡之赐既有汉法之制，又有草原国俗。

蒙元王朝的主要赐赉对象

蒙元王朝赐赉制度与以往中原王朝的制度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其自身特征。从赏赐的对象来看，主要有诸王、宗室贵戚、有功贤能之臣、宗教及其领袖、贫乏和受灾被救济者。

对诸王的赏赐是蒙元王朝赐赉制度发展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与以往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的不同，即便在元朝建立后，对诸王的赏赐也从未间断过。

元朝对诸王的赏赐，与继承大蒙古国的传统有关，其既是财产共有制的体现，又杂糅了汉法中分封诸王予以赏赐的规范。对诸王的赏赐形式多样，其中最为常见的也是次数较为频繁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岁赐与朝会之赐。

对于诸王赐赉，朝廷更多的是以物质赏赐为基础，并且赏赐丰厚、品种繁多，这体现出其赐赉的目的是为了笼络诸王，且维护其政治的稳定。通常宗王出镇以及朝见皇帝后，皇帝亦会进行赏赐。

朝会派遣诸王出镇的习俗，是借以诸王出镇以巩固其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样，对于诸王出镇，朝廷亦会进行赐赉。而诸王出镇之后，同样需要在有事之时前往大都朝见皇帝，在向皇帝进献的同时，皇帝会几倍于所献，回赐朝见者。

诸王之赐是蒙元王朝赏赐最主要的部分之一。除此之外，对于皇室成员、宗室贵戚的赏赐亦是其赏赐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皇室宗亲，其赏赐的范围主要以岁赐、朝会之赐为主。宗王贵戚中主要包括皇帝的后宫贵戚以及诸公主驸马等，对于这些皇室宗亲，入元以后的赐赉更加地规范了。

世祖忽必烈在平江南之后，驸马姻亲等宗亲贵戚从受封的汉地食邑户受赏也不少。在宗室贵戚的封地对其进行户钞制的赏赐。元朝对于宗室贵戚的赏赐既与中原王朝有着共同的特征，又明显带自身传统的赏赐制度。

这是因为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继承了中原王朝对皇室宗亲需要进行封赏的制度。同时，又有所发展，那就是对宗室贵戚实行的户钞制度，又以江南户钞为主。于是形成了北方五户丝，南方户钞制。

江南的户钞制是蒙元王朝对于分封的封户，予以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对宗室贵戚的封户，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赏赐传统习俗被传承下来，又稳定了这些宗室贵戚的心理，对于政权稳固起到有效作用，并且宗室贵戚可以享受长期的、巨额的各种赏赐及封土封民，蒙元王朝对于有功之臣以及贤能之臣的赐赉也是其赏赐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元代对于这类赏赐，因其种类繁多，成为历来学者所批评的对象。

对于有功之臣的赏赐主要又分为军功、拥立之功。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是，此类赏赐名目众多，以往中原王朝在封赏有功之臣时，封赏对象不如元代赏赐的覆盖面广，对功臣的赏赐次数、种类也有不如。

蒙元王朝以武立国，自太祖建国以来，开疆拓土，一直以武力征服天下。入元以后，世祖依然奉行武力统一天下。所以，清代赵翼曾评价到：蒙元王朝从太祖成吉思汗起兵开始，灭亡了四十余国，到了世祖薛禅汗即位时期，蒙元王朝已经对外征战了四十多年，世祖即位后，又陆续对外攻讨三十多年，以前历代王朝对外征伐，时间从未有如此之长的。从清人描述可以看出，蒙元王朝对于武力征服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因而对于在战争中立下军功的功臣，在赐赉方面必然会进行大量封赏。

在大蒙古国时期，赏赐次数最多的是元宪宗蒙哥，这是因为宪宗时期正值蒙宋双方的战争时期，大蒙古国为开疆拓土，战争频繁。在蒙古帝国时期，因为战争需要，军功赐赉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赐赉往往比较丰厚。

入元以后，平宋战争并未结束，至世祖后期，又多对外用兵及对内平叛，遂而战争比之前更为频繁，赏赐次数也达到前四汗时期赐赉次数的三倍之多,而且赏赐不仅为钞、银等物，诸如田宅、奴隶等都有。

元代对军功的重视与赐赉是前代王朝所不能及的，其原因在于元朝继承了中原王朝对军功之臣封赏。同时，在此基础上将蒙古传统尚武的文化发展出来，且元代开疆拓土、平叛叛王、镇压起义，都是这些军功之臣为主，故而对其封赏的重视，也就可见一斑了。

拥立之功是赏赐有功之臣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因其自身二元性质的原因，导致其朝局动荡，皇位更迭十分频繁，每次新君即位，都会受到支持者的拥立，这些拥立者必然会受到皇帝的赏赐。

同时，因蒙古贵族有游牧部落的传统赐赉习俗，新君每即位，必要由贵族、大臣来推举，元代依然继承了这一制度。这种二元性就使得元代对拥立之臣的赐赉成为一种传统，终元一代不变。对于大臣的赏赐，不仅局限于功臣之赏，还有贤臣、能臣之赏亦是蒙元王朝对于大臣赐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对于贤臣的赐赉。元代很多德行出众的贤臣，是以清正廉洁的社会道德的模范，因此这些贤臣受到元政府的赏赐表彰。这种赏赐最早于大蒙古国时期，但并不多见，因为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主要以对外开疆拓土为主，谋士也是以军事谋划为主，而贤臣多以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为主，所以在前四汗时期，并未受多少注重。

元朝建立后，对外部的征服已不如前期那么强烈，对于广大的中原地区，需要汉法的儒家思想来帮助其治理。于是，其开始运用中原王朝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相应地对贤臣之赏也就多了起来。成宗时期朝廷翰林多为倡导儒家思想的汉臣，皇帝需要这些贤臣来帮助其治理好国家，由此必然对这些贤臣的赏赐优厚，一次就赐钞二千一百余锭。

其二，对于能臣之赏。所谓能臣是指做出很大贡献的官吏，他们造福百姓，同时增加国家的国库收入。对于这些能臣基本情况与贤臣相似，即入元以后，出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需要，重用汉法，出现了一大批能臣或以能臣为主导的部门。

成宗时期对于陕西行省、山东都转运使司、安西转运司的工作得到肯定而予以奖励。而涉及到元朝对能臣个人的奖励性质的赐赉，尤以世祖为多，达到11次，赐赉物品多为贵重品及金银、钞币等，可见重视程度。对贤臣、能臣主要还是继承了中原农耕文化的汉法赏赐制度。

蒙元王朝的主要赐赉物品

与赐赉形式同等重要的是赐赉的品种。蒙元王朝是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除了依照以往中原王朝的赐赉品种进行赏赐之外，又有很多自身特色的赏赐品种，如牲畜、奴隶。蒙元王朝赐赉品种主要有：金银、钞币、丝织纺品、田产、牲畜、农产品以及奴隶。

金银自古以来便是历朝历代的主要赏赐品种，蒙元王朝也不例外。基本上岁赐、朝会之赐、特赐等，都会赏赐金银。金银作为稀有金属，其本身就有耐久保存的特性，蒙元统治者利用金银的这一特征，对诸王、宗室、大臣等进行赐赉，一方面是利用金银笼络这些政治势力，巩固自己。

另一方面，像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彰显皇帝的威仪与气势，散金银予诸王、宗亲、大臣。同金银这一赐赉品种同样使用较多的便是钞币。纸钞创立于宋代，称为交子。

元朝建立后，仿宋代之例，亦发行纸钞，并加以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在大蒙古国时期，基本没有大规模赐赉钞币的记载，入元以后，开始发行中统钞，初时发行的中统钞与实际的金银储备是对等的，但随着连年征战，使得财政开始入不敷出，元廷开始发行大量纸钞，以致通货膨胀。

以后政府又发行了至元钞、至大钞、至正钞等，都未能改变通货膨胀的局面，并且钞币变更频繁，相互之间的兑换也很混乱，使得旧钞甚至变成废纸。这也是学者们对元代的经济制度中非常诟病的一方面。

然而，元朝在赐赉制度上，还是将钞币作一种赏赐品种进行赏赐。尤其在统一中国以后，赏赐钞币开始多起来。元朝建立后，纺织业比宋代更为发达，政府对此还进行了特别的管理。从而使得元代赏赐品种增加了，元代丝织纺品不仅发达，做工也非常精细、讲宄。因此，皇帝在岁赐、朝会之赐、特赐等场合下对诸王、宗室、大臣等进行赐赉之时，必然将丝织纺品作为赐赉的一个重要品种进行赏赐。

田产的赐赉主要是在世祖建立元朝以后。世祖即位后，开始参照汉法来治理中原汉地。元代有许多汉军万户侯，以及在封地定居下来的蒙古贵族，自然元朝政府会将田产作为赐赉的品种进行赏赐。

忽必烈在位之时，赐田产的次数较多，并且主要以汉人功臣居多，至元代中后期以后，变为蒙古贵族和色目权臣较多。出现这种赐赉状况，主要是因为元朝建立早期，汉族万户或辅政大臣较多，世祖平定南宋，需要这些汉族有功之臣，且世祖“附会汉法”，重用这些汉族力量，遂而会在赐赉上更加依照中原传统，将田产更多地赏赐予汉族功臣。

元代中后期，色目权臣权势大，影响力也较大，各地诸王也有自己的势力。另外，在各自封地居住下来的蒙古贵族已不像初期时进行游牧生活，开始了定居生活。故而，元朝中后期为了笼络、安抚这些色目权臣和诸王，皇帝便更加倾向对这些势力赐赏田产。

其中以晋王或赐土地尤多，这是由于其世代出镇蒙古漠北，拥有军权。元朝政府为了拉拢与安抚晋王势力，便向其进行一定倾斜的赏赐，田产便是赐予的其中一项。

牲畜和农产品的赐赉是蒙元王朝草原游牧文化特征的突出表现形式。蒙古贵族对于牲畜非常重视，蒙古高原未统一之前，各部落就将牲畜多少作为其财富与实力的象征。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专门设立宣政院，其中的一个职能便是对牲畜的管理。

元朝皇帝对于牲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要远远地超过以往的中原王朝，并大力发展这一产业。基于此，元代的赐赉品种便有了牲畜一项。除此之外，对于农产品赏赐，主要以粮食为主。尤其对于贫乏者以及受灾的诸王民众来说，赈济性的粮食赏赐是十分必要的。

结语

综上所述，蒙元王朝的赐赉有其特殊的形式。无论其赏赐对象、内容以及物品如何，蒙元王朝带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这种特征伴随并影响了整个蒙元王朝，而这种二元性质对于元代的赐赉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二元体制特点的赐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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